作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早年曾在各地居住，包括两岸三地。后因仰慕中华文化，来台湾教书，并入籍。
这书的缘起是因作者在河南二里头参观，随后发现商文明与夏文明的巨大差异，而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图录
前言
上编 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
导论
第一章 殷商文明的渊源
一、学界对殷商文明渊源的论辩
（一）中原说
（二）东来说
（三）西北说
（四）北来说
（五）东北说
（六）东南说
二、殷商文明的多元成分与整体化的趋势
三、郑偃与殷商文明的相异性
（一）出土兵器的情况及类型
（二）礼器类型及纹饰
（三）制作礼器的材料
（四）神兽崇拜
（五）王冢形状
（六）殉人和人牲
（七）人牲民族的属性
（八）马车的出现
（九）甲骨金文的出现
（十）郑偃和殷墟的地理及路线关系
（十一）总结
第二章 中原青铜早期的文明渊源
一、偃师二里头是中原文明发祥地吗？
二、江河之间青铜早期文化的背景
（一）新石器时代江北的农产演化及传播
1．原始黍、稻农作区域，以及稻作北传的趋向
2．沿海线
3．淮河线
4．汉水支流线
5．河南新石器末期到青铜初期稻作的情况
（二）新石器南北文化的传播方向及路线
1．文化北传和人们北移的趋势
2．沿海线
3．淮河线
4．汉水流域线
（三）总结
三、“云梦泽的苏美尔”：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
（一）长江中游新石器、青铜之际文化概述
（二）新石器晚期、青铜早期的长江中游古城文化
（三）汉水古国的社会生活
1．考古文化类型
2．灌溉与洪水防御
3．农耕社会信仰、共同祭礼与神权
4．联合城邦国家的统一性
5．人口扩展与开拓河汉平原
6．汉水人开拓河汉平原的北界
（四）汉水古国的继承者
1．石家河全灭之说
2．石家河文化变迁史实背景
3．汉水古国文明的再兴与继承者
（五）“中原”定义为“江河中原”的概念
四、江河中原：青铜早期的南北关系
（一）二里头农产
（二）“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地理范围以及发祥地的问题
1．江河中原青铜早期文化的共同性
2．郑洛、江汉、成都平原地区三角形的关系
（三）江汉与郑洛地区的资源来源问题
1．农作物和生活物品
2．玉料和绿松石
3．金属料
4．总结
五、盘龙城与郑偃：郑邑的南土或荆楚的北土
（一）商人南土之说的矛盾
（二）盘龙城与早期汉水古国的关系
1．文明的传承与信仰的演变
2．器型的传承与演化
3．铸铜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4．建筑的传承
5．丧礼的传承
6．总结
（三）盘龙城考古类型：殷商之前“先楚”文化的范围
六、三代、三苗、九黎与荆楚：文献的蛛丝马迹
（一）阅读屈原的疑难
（二）传世正统历史中的蛛丝马迹
1．五帝的故事
2．夏的传说
（三）殷商集权与古楚文明的衰落阶段
1．殷商灭楚：汉北考古的反映
2．殷周灭楚：甲骨金文的线索
（四）萌芽与没落：零散出土遗物之隐意
（五）总结
余论：殷商之前几种江河文明的范围及其国家化的程度
（一）青铜早期先楚、先吴、先越、先蜀文明的范围
（二）郑邑、偃邑在江河大文明的角色
第三章 青铜早期西北文化的历史意义
一、夏为西北古国说的矛盾
二、夏墟陶寺古国
（一）陶寺来源问题与汾河流域地区的特质
（二）陶寺铜器来源的问题
（三）陶寺出土南方文化的遗物
（四）陶寺古国兴废与气候变化
三、黄河北游“先戎”类型的族群
（一）陕北出土玉器之谜
（二）牙璋起源之谜
（三）上古文明与“先戎”掠夺集团
四、二里头：边界地区的城堡
五、总结
第四章 殷商文明形成与东北青铜早期文化的角色
一、东北文明的独特性与文明之问的来往
二、夏家店彩陶之谜
三、东北金属器与青铜文明的形成
（一）夏家店早期金属器
（二）东北铸锻技术与金属料来源
（三）多元族群的流动区
四、殷墟建都以前的东北及太行山以东之华北地区
（一）辽西地区
1．本土制造与南北交易的问题
2．最早的族徽铭文
（二）冀北刘家河
（三）河北平原与周围地区
（四）太行山
五、总结：东北青铜早期的文明与殷商的形成
第五章 殷商集权国历史的新阶段
一、独特性与集权性
二、跨王室族群的贵族、异族的通亲
三、信仰之结合
四、神权与军权；巫师和王位
五、斩首之礼
（一）上古文明中人牲的身份
（二）先楚文明人牲斩首之礼
（三）神兽噬人头的造型与斩首礼的关联性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牲斩首礼的特点
（五）头骨饮器的问题
（六）殷商文明人牲斩首礼的演变
六、集权国家的王族问题
第六章 古亚洲驾马历史和游战的生活方式
一、从驾驭马车推论殷商王族的民族属性
（一）乘马为殷商王族的特征
（二）从汉文文献看马车来源
（三）有马、有车、有马车三种情况之区分
（四）“游民”的人类属性相当殷商王族
（五）两河流域的东源与中国的西源
（六）殷商王族的关键角色
二、青铜时期亚洲乘马游战族群的活动
三、从驯马到乘马
（一）柏台文化：驯化马匹的第一阶段
（二）辛塔施塔文化与乘马车战争的起源
四、加喜特族发源地之谜
（一）哈萨克草原和两河流域的空间关系
（二）里海东岸路线与哥诺尔土丘文化
（三）里海西岸路线与鲁查申文化
五、殷商王族与西亚文明来往依据
（一）亚美尼亚山脉在乘马文化中的作用
（二）马商对“汉高加索大语系”形成的作用
（三）殷人与白种人接触的依据
（四）殷商王族将麦子视为赐福天瑞
（五）殷商王族对大理石的重视
（六）牛角礼器
（七）日辰的来源问题
1．十日名号为殷商王族的标志
2．殷人作谥名仅用十日，而不用十二辰
3．十二辰来源的问题
4．十二辰与十日相配意义
（八）帝星为崇高的对象
第七章 殷商王族的发祥地和进入中原的路线
一、殷商马车传人中国的路线问题
二、中亚马和蒙古马的马类问题
三、殷人族群的成分研究
四、殷商崇拜老虎的渊源
五、总结
第八章 殷商王族建国的动机、过程和历史意义
一、气候冷化的因素
二、殷商王族建都的考古线索：洹北古城的属性问题
三、文献中的线索
四、殷商王族统治中原的历史意义
五、“本土”与“外来”概念
结论
余论一 语言与文字：试论殷商文字之发源与形成
一、如何探索殷商文字的来源？
二、古文明文字产生的若干规律
（一）举例一：古埃及文字
（二）举例二：古地中海族群的文字
（三）举例三：埃兰、波斯文字的演化
（四）举例四：古西亚楔形文字
（五）多种种族、语言共享文字的若干规律
（六）总结
三、汉字文明的滥觞：神话线索
四、考古发现殷商之前文字的痕迹
（一）文字的属性问题
（二）长江、淮、汉流域早期文字雏形
1．早期江淮文字
2．早期江汉文字
3．“祖”形之索隐
4．“神”字来源之谜
5．江河地区早期符号——兼谈眼形符号之谜
6．青铜早期时代几种线形文字的出现
7．总结：长江流域为早期文字的发祥地
（三）黄河流域早期文字符号比南方晚出
（四）东北文明的因素
（五）河北台西文字符号
（六）长江中游文字传承的疑问
五、殷商文明的多元性、语言属性、文字系统
六、结语
余论二 殷商王族祭日与祖妣日名索隐
导论
一、十日系统的文化属性
二、学界针对日名问题的论辩
（一）生日或死日
（二）社会中的分组标志
（三）占卜选日
（四）死后卜选与生人已有日名的矛盾
三、探究日名的基本原则
（一）生人日名与曰名庙号的区别
（二）不同受祀者的十日祭名
四、丧事中日象的隐义
（一）殷人十日信仰和十日一旬时间概念
（二）殷人拜日观念
（三）日象和日名在丧葬信仰中的作用
（四）从入地到乘日升天而宾于帝——兼论“宾于帝”卜辞的隐义
五、生人日名的问题
结语
中编 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
导论
第一章 出土史料中的商周王室关系
第二章 传世文献的蛛丝马迹：伯夷叔齐的故事索隐
第三章 从西周甲骨文看殷周王家关系
余论
下编 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
第一章 商周文献类型及历史记载的萌芽
第二章 历史时间观念何时形成之刍议
第三章 春秋以前史官的身份
序言
从最早的历史萌芽开始，神话和史实便一直并存。夸大先祖的成就，隐讳其过失，乃是古代修史者的基本心态和习惯做法。此外，记录者所处时代的正统意识，促使其将古代事迹塑造为符合后世政权的说法，这种重新理解和叙述历史的需求，导致古史多次遭到修改。这些修改的动机，最常见的是以帝国的意识形态来构成历史概念，秦、汉时期编造出以天下为一体的历史，建立神话化的一元史便是如此。致使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一直位于神话与史实之间，甚至考古资料的解释迄今亦离不开汉帝国建立神话化历史的脉络。
在中国的考古学兴盛之前，信古和疑古学派相互否认彼此的观点。近几十年的考古成就，证明商王国的存在，又发现了很多更古老的文明遗存，因此已无人怀疑中国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但今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只是借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记载，依然使用传世文献中的五帝、三代的角度来理解古史，以五帝、三代等概念来判断考古遗址的属性。
文献内容涉及记录者的观点，其透露的信息不仅有局限，而且又经过记录者的筛选以符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因而历史记述必然掺杂撰写者的观点。而在繁杂多元的历史 战场上，一切留下来的历史概念往往是由胜利者建构，其中也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原先历史的真相亦因此被窜改。胜利者撰写历史文献时，为给后人留下自己理想中的历史样貌，便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忽略他人的成就，甚或窃取他人的功绩。此外，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强调政权的绝对正统性，亦必然批判和否定各种分裂政权的论述。
现存文献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在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战国秦汉的文人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早期的史书如 《竹书纪年》、《史记》等等，均有其根据；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表达了古代的实况。但文献阐释的重点在于其立场、角度甚至目的。所记录的故事，既然起源于某族群的主观历史，就必定有所隐藏，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反映出客观事实，而且故事在历代口耳流传中又经过无数次变化，从而产生新的意义。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影响这些故事的形貌。所以文献是一种密码，而各种因素被一并隐藏在密码中。解读文献是从每一条线索逐一尝试解开线团的过程，而且只有第一手考古史料才能提供这些线索。 笔者主张，除仔细分析考古资料外，也应注意文献的记载，这不是从文献的角度来判断考古所述，而是从考古的事实重新审视文献内容，尽量分离文献中的事实来源以及记录 者的各种角度、目标，尝试从文献所述了解其意图中的隐藏事项。
历史本身往往是多元的，尤其对时空范围宽广的商周文明而言，不可能有那么一贯的三朝王室历史。现存的文字记录始自殷商，更早或其他地区的文字并没有留传下来， 即使脱离汉代编辑者的角度，最早的记载也只是基于殷周角度所写的。我们无法听到当时其他族群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殷周政权，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与殷周毫无关系，但在周人的文献中，都将这些地区视为周天子的领土。因此，文献记载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夏商周“三代史”，但实际上商周考古呈现出的，却是复杂多元的上古社会样貌。
再者，从目前我们只能见到西周晚期以来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文人可能只对本国历史有所理解，或只想彰显本国的成就。这些社会、历史观念始终离不开政治，而政治需求不断与时倶变，国家对历史的描述和评价也不断更新。西周晚期以来，官府史官记载君室大事，同时把口耳相传的昔日故事逐步记录成“文本”。这些描述昔日情况的文本，不仅保留了部分史实信息，也代表历史记录成文时代对昔日的理解，以及当时撰写文本的目的（包括当时政治需求或意识形态的角度）。
坦白说，经过口耳传承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概念”，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超越性的“神史”理想。文献记录虽非凭空而来，但无法代表事实，而是表达“天下正统”的概念。 此概念虽然源自周，但实际上成形于汉代，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没有考古资料前，我们也只能从汉帝国所认定的文献，寻找多元史的线索。只有近百年的考古发展，才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早期历史的原貌。
可惜的是，从文献角度解读考古资料的主流方法，无助于理解上古史实，反而重新形成了许多古史神话。很多学者不将文献中的神话当作譬喻性的描述，而是直接按字面理解，并试图由此寻找神农族，黄帝族，夏、商、周族等踪迹；也有的以五帝、三代概念 判断出土遗址，重新以神话化解读这些第一手史料。
例如，二里头古城遗址发现后，学界立刻将之称为“夏禹之都”，用考古资料来补释文献中的神话。后来在很多地方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存，学者们依此得出结论：夏确实是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今日小学生都知道，二里头是夏都，但二里头与夏禹神话连接的根据是什么？只是因为二里头发掘很早，当时尚不知道有其他早期城址，信古学派根据和疑古派的论争，以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将二里头命名为夏王朝遗址。
二里头宫殿区的发现，确实为疑古与信古的争论提供资料，证明商王朝以前已有古国文化，这已毋庸置疑。但是发现了年代相当于传说中夏朝的古城，并不等于发现夏城本身。考古学界陆续发现青铜早期的许多古国，传说中的地名也提供了不少线索。研究历史或考古的人们都知道，二里头与夏的联结颇有疑问，但此一学术上的神话已经形成，且广泛流传。而后，在偃师又发现一座古城，年代符合传说的成汤时期，于是学界就立即下结论：偃师古城一定是“商城”，且最可能是成汤的西亳。附近又发现同时期的郑州古城，也被定为“商城”，甚至不去思考一个统治者有两座商王国都城的矛盾。后来在湖北、湖南都发现有同样的青铜器遗址，就以郑偃政权中心为前提，将青铜文明当作商人的指标，又形成了新的神话：成汤时期的商人已掌握两湖。商人已掌握江河平原， 后来不知何故，又从资源丰富的江河平原跑到远北的殷墟，再从殷墟重新派军争夺南土。这种历史解释实在太矛盾！
几十年前因考古资料太少，无法看出中国古代文明的面貌。但今日状况已有很大不同，虽然所发现的遗址还不到原有规模的十分之一，但已足以让我们尝试将其系统化。希望理解史实者，先脱离汉代前后所建构的神话，从各种角度详细地考释地下材料，关注一切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且在时空脉络中彼此对照，寻找发展规律。当然， 文献不是凭空而来，在某种程度也代表部分史实，但只有通过地下材料认识史实之后， 才可以反思文献所反映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密码。
本文拟运用不同的史料，从各种角度观察夏商周神话所隐藏及未予记录的史实。笔者着重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将出土资料和传世史料相互对照，重新思考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
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由考古事实探求中国集权政体的形成，包括殷商之前的中国以及殷商建国的情形，并分析殷商王族的属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中编“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从考古与传世文献探讨商周王室和两国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
下编“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则着重讨论古代历史观念的形成脉络。
因资料缺散，笔者能力有限，本文或许多少有错误。 但笔者认为，上古史研究务必要脱离传世文献的“神话化历史”以及远古“历史化神话”阶段，应从实际的出土文物观察入手，探其本源。今日的考古成果，已足以进行初步总结，并以之重新观察、思考中国上古史。希望将来的考古发现，能为本文的初步推测提供更新的补充或修改资料，也希望本文能够促使学界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也许，几十年后的考古发掘，能够在许多方面推翻笔者今日的观察。“神话化的历史”有一个“好处”：它不会改变，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固定了正统的一元古史，如果我们随之起舞，对上古史的认识也不会出现变化。如果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古代社会，尽管新的考古发现会完全推翻我们的理解，而且其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局限，甚至误解，但这才是真正的求知途径。因此，我们期待将来还有新的考古发现，并有后继的历史研究者依地下资料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
文摘
二、殷商文明的多元成分与整体化的趋势
就上述六种说法而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并对殷商文明的所有特色提出圆满的解释，却也各有言之成理的证据基础。笔者认为，或许上述说法都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但也有同样的盲点，即将殷商看作由单一族群发展出来的文明。实际 上，殷商是相当多元复杂的文明，不同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殷商时期逐渐融合成文明大国的形态。
笔者认为，从新石器晚期到殷商之前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前1500年间），在当今中国境内陆续形成了一些小、中型国家。例如西北地区传家门、皇娘娘台、柳湾；山西陶寺、垣曲龙王崖中层；中原平粮台、大河村四期以上、后冈、二里头、二里冈；东北至河 北牛河梁、东山嘴、夏家店、刘家河；江南良渚、马桥、凌家滩、尉迟寺、大溪、屈家岭、石家 河、龙马宝墩；鲁南花厅、山东大汶口上层、龙山等等各地遗址，其显示出的人口密度、经济与文化生活、社会阶层、宫殿或庙宇的建筑痕迹、酋长或领袖的大墓、令牌形的礼器、 类似文字的符号刻纹等等，均符合古国存在的情况与特征。而以上所举，仅是目前已发现古国遗址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城邦或国家中，有些彼此同族，关系可能比较密切，即便是异族之间，也有明显 的来往。我们以前只用考古学“遗址”以及同类遗址的“文化”概念来解读所见的现象， 可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遗址代表古代人群的社会聚落。这些社会有自己的制度、人群的阶层关系，有贵族、祭司、君主，有祭礼与政权中心。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国家或城邦的名称。五帝、尧舜等传说也无法用以描述这段史前的情况。传世神话可能与这些古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已难知其关联如何，尤其不同族群的城址数量往往超过神话中的记载。我们无法听到这些不同族群古国的传说，也没有源自这些国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考古显示，距今5500—4000年以来，不同地方文化，或早或晚，都逐步进人了古国时代。
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有些古国在冲突之中开始合并、分裂。可是在殷商之前，恐怕尚未形成一个大型的集权国家。从中原到京津的范围中，发现了许多人口集中、宫殿建筑发达的前殷商时期遗址。到了殷墟时期，这些遗址规模普遍缩小，反映其人口变 少。笔者认为，这显示出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四处分立的状况，逐渐演化成单一的统治中心。
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时期，同时存在着几个文化相近的同族、异族国或城邦，东北夏家店地区则有另一族群建立的小国及城邦，西北、南方、江浙东南、四川等地也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小、中型国家。当时这些分布在中原、东北、南方等地区的国家或属地，彼此间可能发生战争、交易或存有各种经济、文化来往。但在殷商时期，部分东北、河北、鲁 北以及中原的小、中型国家被合并，或成为殷商的属国。殷商王族占领了数个小国，毁灭其政治中心，或通过联盟、联姻的方式加以并吞，建立起集权国家。再往后两百年，殷商国家的结构即以殷墟为中心，所以在其体系内的偏远地区，人口才会变少，经济与文化也较落后。直至殷商末期，这些地区才渐有起色，到了周朝时，更有了新的发展。
透过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之前仍有一些大的地域性差异。直至殷商统治者建立了集权国家，殷商大国的文化，才清晰表现出其多元性的渊源。殷商遗址中还可见到这些具备不同地区属性的遗物。这就说明了殷墟文化属多元文明的事实，中原、西北、东北、鲁北、江浙、江南等前商文化皆参与了“殷商文明”的形成。但显然殷商 文明还不足以网罗天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周遭地区里，尚存有其他文明或国家（如三星堆等）。尽管如此，殷墟文明已涵盖了几种原来独立存在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中原和东北文化。考古学家经常强调，殷商之前有几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诸如中原郑偃、东北夏家店、鲁北岳石、河北下七垣等，此外还有长江的良渚马桥、吴城、石家河等文化，这些都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渊源之一。
唯有此种理解，才能解决单一来源说的矛盾。也才能解释殷商文明的资料为何如此丰富多元，代表信仰的礼器也呈现出多元混合的现象。例如，中原和东北是殷商文明最重要的两个成分，以时间脉络观之，中原与东北、河北在殷商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往来。这些地区都有许多同样的青铜礼器出土；只不过就陶制用器和青铜兵器来看，两种文化类型仍不一致，建城的方式、结构和宫殿建筑都完全不同（中原是土城、东北是石城），墓葬的结构、生活方式亦不相同。就礼器而言，除了相同的部分，两地也各有许多独自出现的特殊礼器。故纯以殷商之前的时代论之，这两种文化之间实看不出有传承的关系。直至殷墟时期，这两种文化才彼此结合，形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型文明。以二里头、二里冈、中原地区文化来看，东北是外族的文化；若从殷商文化的景况来看，则东北和中原都是先祖文化。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殷墟在许多具代表性的层面，来自东北的传承性胜过了其与中原的关系。此外，还可以在殷墟文明中观察到鲁南、江浙等文化的成分。从陶器和普遍用品、平民生活来看，则以李伯谦和张渭莲所强调的下七垣文化成分较高，这应是殷商文明落脚于河北平原的证明。
殷墟遗址的墓葬方式也出现各种观念纷呈的状况。包括殷商王族在内，遗址中许多墓主采取头朝北方或北偏东方的状态下葬，约占所有墓葬的42%—45%，为比例最高者。另外，头朝南方的约接近30%，向东的有15%。，向西占15%左右。除了仰身葬之外，还发现有俯身、侧身、屈肢等不同的埋葬方法。单一族群的小国，通常会有固定的 丧葬传统，殷商以前的小国，墓葬基本上都有规律性，例如多数墓主的头向一致，或贵族为仰身直肢、平民为侧身屈肢等。然而殷商遗址中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墓葬方式，这也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多元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殷商所并吞的地区，虽仍以其本族的墓葬方式为主，但亦可见有不同型式的墓葬。说明殷商之前各种文化亦非完全相同，唯其多元程度还不如殷商大国。
因此，“商族的起源”本身就不是妥当的命题。殷商是由几个不同的文化、族群共同塑造的多元文明，并没有单一纯粹的“商族”存在。发现殷商文明的多元性，使我们在讨论殷商民族渊源时，必须将问题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族群，其二才是 统治殷商的王族。
在讨论殷商王族的属性前，必须先了解“商”概念的涵义。殷墟甲骨文把自己的国家称之为“商”，但如果以殷商为标准来观察殷商之前的古城，既无法显示与殷商类似的多元为一体的面貌，也没有许多殷商的代表性成分。从考古来观察，殷商之前的中原、 河北、鲁北、东北各有独立国体的存在；;而在殷商时期，除了有几个国体结合成新的殷商大国外，也形成共同的制度、礼仪、整体化的信仰观念、文字记录，具备了上古帝国文明的内涵及外形。因此，虽然殷商之前的青铜文明与殷商有传承关系，但两者仍有非常关键的差异性存在。前者似由几个各自独立的古国文化组成，虽然彼此来往，却互不统属；;而后者是已经整体成形的古文明集权大国（或许可谓“上古帝国”）。在实际的考古现场，也足以看出殷商之前和殷商的系统性差异。
可是与历史纪录对照，殷墟只能符合盘庚之后的商朝情况，故被命名为晚商。至于盘庚之前的“早商”（或分为早、中商），则今日所有研究论文、教科书、考古报告，都将二里冈时期郑州、偃师的城址称为早中商时期的“商城””，或称郑、偃城为早商都，而洹北城称中商都（二里冈古城在上层后期虽然没有废毁迹象，但不知何故，学者们认为它已失去都城的地位）。无论如何，郑偃两座古城，都被视为殷商之前早中商时期的“商城”，盘庚之前的商王居处。但与此同时，已有部分考古学者提出，郑偃“商城””与殷墟“商城””之间的差异性过大。下文中，笔者将简略地列出郑偃和殷商的几项重要区别。据此可知这两区遗址确实是出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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